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
2015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鉴于42天没有出现新增病例，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结束。从2013年12月以来，这场人类抗击埃博拉的战争，赢得了局部胜利，但伤亡惨重——埃博拉导致超过1.1万人死亡，其中利比里亚有4716人。
这又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
从6月底到7月12日，在利比里亚，又新增了6例埃博拉病例。
7月20日在非洲抗击埃博拉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指出，离完全控制疫情尚有距离。
尽管如此，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开展的前所未有的卫生援外行动有目共睹——向疫区及周边13个国家提供4轮总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援助，包括为利比里亚援建一所诊疗中心（ETU）。
2014年11月15日，由第三军医大学和沈阳军区医院抽调人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164人，进驻利比里亚中国ETU，与埃博拉短兵相接——
2014年12月28日，在被确诊为埃博拉患者后第五天，布拉玛觉得自己要死了。
持续发烧、腹疼、无法控制的呕吐和腹泻，令这名年仅22岁的利比里亚乡下黑人妇女，这天一直坐在中国ETU的便盆上，怀中抱着垃圾桶，上吐下泻。
不远处，她5个月大的小儿子约瑟夫，也感染了埃博拉，躺在病床上嗷嗷大哭。
10多天前，布拉玛的丈夫和大儿子因感染埃博拉相继死去；现在，她觉得，轮到她了。
埃博拉病毒，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世卫组织宣布尚无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一些患者感染埃博拉病毒之后48小时就死亡——病毒在体内迅速扩散，大量繁殖，袭击多个器官，使之变性、坏死。在经历脱水、电解质紊乱之后，患者会内出血，继而七窍流血不止，最后因广泛内出血、脑部受损、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器官衰竭等原因死亡。
事实上，此刻，不光布拉玛，就连为她治病的中国医生，对于她能否活下去，也没有多少把握。为救布拉玛，他们与埃博拉已经交手数个回合，但埃博拉依然来势凶猛，患者病情持续恶化……
布拉玛拨通援助中心的电话，只是因为她的小儿子病很重。但在中国ETU，敏锐的中国医生发现，布拉玛也可能感染了埃博拉
12月21日，布拉玛惊恐地发现，小儿子约瑟夫开始发烧、咳嗽和腹泻，症状与10多天前在家中死去的丈夫和大儿子一模一样。于是，她拨通当地援助中心的电话。
救护车开到布拉玛家门口。一看约瑟夫才5个月大，车上的当地护工马上决定，这个孩子，得送到中国ETU去。“中国援建的这个ETU上月才开张，是最好的。”他告诉布拉玛。
其实，如果不是亲人相继死去，和很多当地老百姓一样，布拉玛还是不相信埃博拉有这么厉害。
1976年，一种烈性传染病在苏丹出现，然后蔓延到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杨布库镇，世卫组织以附近一条河流的名字命名这种由丝状病毒引起的出血热疾病：埃博拉（Ebola）。
此后，埃博拉在非洲中部和东部有过小规模暴发，但疫情迅速被控制住。于是医学界相信，埃博拉病毒没有太大威胁。
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从2013年12月开始，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国家，数千人感染埃博拉死去。2014年8月8日，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定为“国际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防护等级为“四级”。
“四级”是什么概念？艾滋病，仅仅是“二级”；国人谈之色变的“非典”，病死率10%，才是“三级”；而埃博拉的病死率是50%—90%。
在中国ETU里，布拉玛对接诊医生徐宝艳描述孩子病情：“发烧、腹泻、咳嗽……”由于英语太差，她只能连说带比划。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检查完约瑟夫，徐宝艳凭直觉问布拉玛。
布拉玛摇摇头。
考虑到母子间的亲密接触，徐宝艳还是给布拉玛测了体温。37.5℃。
这时，布拉玛才缓过神来，说自己也恶心、腹痛、关节痛、咳嗽，不想吃东西。
徐宝艳马上意识到：这母子俩很可能都是埃博拉患者。
经过两次血液检测，布拉玛母子被确诊为埃博拉患者。12月24日晚，他们被送进治疗病区
没确诊前，布拉玛母子被送进留观病区。
板房结构的病区不算大，但干净整洁。墙上悬挂的24小时监控设备，一天三班进出的医护人员，以及患者们的咳嗽、呕吐和呻吟，让病区有一丝紧张的气氛。
这样的条件在当地已算一流。
英国《镜报》报道：在由国际社会紧急援助的十几个帐篷ETU里，过多的患者挤在狭小的病房里，满地是人体排出的各种污秽，因为高温，味道令人作呕；随时都有人死去，收尸队每天来一次，把尸体运走焚烧……“这是人间地狱”。
针对布拉玛恶心、腹痛等症状，医生给她开了胃复安和左氧氟沙星。
第一次服药，和大多数当地患者一样，布拉玛连喝两杯水都没把药吞进去——西药，在那里是奢侈品，她从未吃过。
在刚刚才结束内乱的利比里亚，许多当地老百姓，一辈子也没有打针吃药的概念。他们落后的卫生意识和出于恐惧而对治疗产生的排斥心理，直接导致埃博拉失控。
2014年8月，利比里亚一个埃博拉救治中心被袭击。一群当地男子手持棍棒，喊着“埃博拉并不存在”，洗劫整个中心，患者全部逃走。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英国医生汉娜，说起当地百姓的习惯极度无奈：“当地传统葬礼上，悼者通常会通过触摸尸体来与死者告别；现在，这种葬礼仍没有一丁点要改变的意思，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在蒙罗维亚天主教医院工作的英国护士劳森，帮助患者下床时，没有戴手套，手直接碰到患者身体。10多天后，她死于埃博拉。
2014年8月，世卫组织通报称，利比里亚已成为新增病例数增长最快的国家。
布拉玛一家也成了埃博拉的“猎物”。12月24日，经过两次血液检测，布拉玛母子的血检结果都为阳性——都感染了埃博拉！
当天晚上，布拉玛母子和同时确诊的23岁黑人女性珍妮邦、7岁男孩罗伯特一起，被送进治疗病区。
他们是中国ETU的第一批确诊患者。两天后，另外一名患者金，也被送了进来。
正常情况下，医生可以用各种医疗设备对患者进行检查，从而判断病毒造成的伤害，然后系统治疗。但在利比里亚，由于医疗设备极度匮乏，中国医生只能根据患者的表面症状，对症下药
第二天是圣诞节。但布拉玛丝毫没有感受到节日气氛——同病区的珍妮邦死了。
这让所有人都很意外。12月20日入院时，珍妮邦的症状并不严重，体温只有38℃多，还在走廊上走动。很快，她的病情急转直下：24日上午，开始腹泻不止；当天晚上，呕吐腹泻不计其数；第二天早上8点，停止呼吸。“可能是多器官衰竭”——病历上这样记录。
为什么是“可能”？在利比里亚，公共医疗机构和检查设备极度匮乏——430万人口的国家，全国医院屈指可数，普遍缺医少药，对埃博拉患者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全面检查。
中国医疗队先遣组曾对利比里亚最大的医院约翰·肯尼迪纪念医院进行过考察：医院里，连CT机都没有，仅有的一台X光机，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机型。而这台X光机，还是该院吸引患者的最好设备——它的巨幅广告，就矗立在医院门口。
这让对埃博拉患者的治疗变得异常困难。“如果把人类和埃博拉的较量比喻成一场战争的话，那么，这是一场极不公平的、纯防御性的‘盲战’。”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埃博拉对人类招招夺命，而人类目前却没有能在人体内杀死埃博拉病毒的药物、疫苗或治疗方法；面对肆虐的病毒，只能防守。
二是对于埃博拉，人类的认知较少。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是否仅限于接触传播？它对患者的全身性攻击从哪个器官开始？全球医学界没有定论。即便有埃博拉患者康复，医生们也不能确切知道他们是如何痊愈的，更别提借鉴诊疗经验了。
三是正常情况下，医生可以通过心电图、B超、CT、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其结果一目了然——病毒到底对他们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伤害，然后进行系统治疗。但在利比里亚，由于条件所限，医生们只能根据患者的表面症状做出应对，这意味着要用“望闻问切”这古老方法，来对抗世界上最凶猛的病毒。
“治病最忌讳‘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我们却不得不这样做。”珍妮邦死后，毛青曾沮丧地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根据患者的症状，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猜’，去探索，控制病情。”
对于刚进入治疗病区的布拉玛，毛青下的医嘱是：口服阿奇霉素和补液盐、双氢青蒿素哌喹片、多种维生素片。“有报道称，阿奇霉素对埃博拉有抑制作用；补液盐防脱水，双氢青蒿素哌喹片防痢疾，维生素辅助治疗。只能试试。”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看来，对埃博拉患者实施静脉输液，效果不一定明显，同时危险性太高——因为稍有不慎，针头就有可能穿透医护人员的手套，造成感染；但中国医疗队艺高人胆大，迎难而上
布拉玛身上的病毒开始发作了。
26日，布拉玛体温37.7℃，无精打采。从早到晚，她呕吐了四次，晚上10点的那一次，她在卫生间足足待了半个小时。
勉强挪回床上，布拉玛摁响呼叫器：“医生，我，很不舒服。”
五分钟后，由医疗队队长王云贵主持的紧急会诊在监控室举行。
已经用了这么多药，病情为何没控制住？医生们分析：治疗埃博拉本来就没有特效药，加上患者上吐下泻，药效更是大打折扣。
“口服药品效果不好，能否进行静脉输液？”医疗组组长吴昊提出。
通过静脉输液，可以使药物直接进入患者体内，或许能收到更好效果。
但这有极大风险！
在世卫组织发布的埃博拉诊治建议中，并没排除静脉输液这种有创治疗方式。但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看来，对埃博拉患者实施静脉输液，效果不一定明显，同时危险性太高——因为只要在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针头穿透医护人员的手套，就有可能造成感染。
研究显示，一滴直径1毫米的患者血液里，大约含有1亿个埃博拉病毒，而只要病毒沾染人体，就能引起致命感染。甚至埃博拉患者康复后，病毒仍可在其眼里存活数月，在男性精液中存活6个月。
所以，在西非的其他ETU，治疗手段基本都是吃药，打针都很少，更别说静脉输液。
为了救人，有风险也要试！
更何况，出发前医疗队已作了准备：集训中，他们从重庆高校招募了黑人留学生志愿者，让队员试针。
有着15年临床护理经验的护士毛琪，成为首次对布拉玛实施静脉穿刺的第一人选。27日凌晨零点刚过，她穿上防护服，带上输液药品和用品，进入病房。
监控室里，许多双眼睛盯着毛琪。
布拉玛也瞪着眼睛，不明白毛琪要做什么。
拍打血管、酒精消毒……透过护目镜，隔着4层手套，毛琪的动作有条不紊。
布拉玛还没回过神来，针头已扎进她手背上的血管，开始回血——一次穿刺成功，干净利落！
站在毛琪身边的利比里亚护工艾萨惊呼：“Oh my God！（哦，天啦！）”
艾萨曾经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救护点待过，护理经验丰富，但之前，她从没见过给埃博拉患者作静脉穿刺的：“这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万一……”
没有万一。
此后5天，每一个当班的中国护士，都顺利完成了对布拉玛的静脉穿刺和肌注。
